湖湘學派，是湖南和湖北兩省世界著名的學派之一。它的興起可追溯到清朝末年和民國時期，具有獨特的文化特點和學術理念。湖湘學派的主要精神紐帶是對傳統文化的深入探索和對鄉土風情的熱愛。這一學派倡導以鄉土為基礎的文化研究和創作，注重本地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湖湘學派的學者們憑借對湖湘地區的深入了解和獨特的觀察力，創造出了許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學作品。

湖湘學派是一個源遠流長的地域性儒家學派，七思想淵源可追溯至北宋周敦頤、孫復、程頤、程顥等人。至南宋年間，因學者胡安國、胡宏、張栻等人在湖南湘潭講學著述，弟子千人，使得湖湘學派規模形成，一時成為學術重鎮。然而張栻的學術思想尚未完善，便不幸早逝。湖湘學派在張栻之后學者又無理學大師，其弟子紛紛改換門庭。并且在南宋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的時候，湖湘學派的弟子秉持著注重經世致用的傳統，紛紛投身于經世濟民的政治活動和抗金的軍事活動中，其學派也逐漸沒落。及至明末清初，王夫之繼起，至清末鄧顯鶴、曾國藩等對湖湘學派才又有起興。

湖湘學派的詩人們擅長描繪湖湘地區的自然景色和人民生活。他們善于捕捉大自然的美麗和變幻多姿，以及人們對生活的深情厚意。他們的作品中充滿了濃郁的湖湘風格，充滿了地方色彩的同時也表達了詩人內心深處的情感和思考。

在湖湘學派的文化研究中，學者們更傾向于通過它們與其他文化的對比和比較來展現湖湘文化的獨特性。他們對湖湘地區的歷史、戲劇、音樂等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并將其與其他地區的文化進行比較，探究其異同之處。

湖湘學派的學術理念也對當代文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倡導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保護和傳承地方文化的重要性。在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湖湘學派呼吁人們加強對傳統文化的關注和認識，使其在現代社會中煥發新的生機。

湖湘學派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和方法來理解湖湘地區的文化，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新認識和重新評估的思路。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湖湘學派為湖湘地區的文化繁榮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

實學思想

宋代是理學興起并走向鼎盛的時期，多數理學家注重探討“性與天道”的問題，過分注重對心性哲理的思辨而忽視實踐工夫，湖湘學者反對這種“多尋空言，不究實用”的傾向，力圖保持內圣和外王、道德與政治的統一。湖湘學派努力追求“得其體必得其用”的實學精神，使得他們在理學學派群中顯出經世致用的實學特色。

胡安國是湖湘學派的奠基人。《宋史·胡安國傳》中記載他在奏事高宗的時候提及“《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此”，他認為《春秋》一書是“經世大典”，其中的言論能夠運用到實際政治現實中。由此，他秉承孫復、程頤以義理解讀《春秋》的學術途徑，試圖通過復興儒家倫理，以達到“康濟時艱”的現實目的。在他的著作《春秋傳》中，他強調大一統、三綱為人倫大本、華夷之辨，主要是針對現實社會中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極端尖銳的狀況，試圖達到加強中央集權、抵御金軍、收復中原的現實目的。這一思想也影響其后學，一些學者在南岳時，“日從文定講明《春秋》復仇之說”，他們把《春秋》之義的學術思想和抗金復仇的經世要求統一起來了。

胡宏在研習理學的時候，將體用思想與經世致用思想結合起來，構建出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在《與張敬夫》一文中提及“學圣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井田、封建、學校、軍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胡宏將“體”視作圣人內在的道德本體，將“用”視作包括經濟、政治、教育、軍事等各個領域在內的經世致用之學。一方面，他把心、性、仁等倫理學范疇上升到宇宙本體的高度，作為一種超越性的“圣人之道”；另一方面，他又主張將這種圣人之道與具體的社會政治聯系起來，這就體現了湖湘學派重視政治、講究功用的實學精神。

張栻繼承了湖湘學派的經世致用的傳統，他在《跋孫子》中提到“兵政之本在于仁義，其為教根乎三綱”將儒家傳統的仁義道德精神與兵政聯系起來，他從現實的社會政治的需要出發，把內圣的道德精神和外王的政治功業統一起來。凡涉及法度、紀律、機謀、權變等關于現實政治的事情，張栻認為這都是學者需要學習的“天下之事”。

湖湘學派在張栻之后開始分化，此后的弟子也繼承了這種以經世致用為內容的實學精神。例如張栻的弟子彭龜年在《論人主當理性情疏》中提到“若能知巧偽之人而不為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他將辨別巧言令色的虛偽之人這種政治能力，視為心性修養得以實現的條件，突出了湖湘學派的務實風格。

體用思想

湖湘學派的體用論思想是在受到佛、道體用學說的刺激，以及吸收和融會北宋諸儒尤其是二程之體用思想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并發展完善的。其體用論思想表現出“體用互濟，貴體重用”的特征，“體用互濟”注重體用之間的相互作用，強調體用之間的雙向互動；“貴體重用”指湖湘學派對體用雙方采取不偏不倚、兼重并舉的態度，既堅持以“體”為本，又重視“用”的發揮，表現出湖湘學派獨特的體用思想。湖湘學派的體用觀深受張載、二程等北宋儒者之體用思想的影響。自胡安國經由胡寅、胡宏發展，至張栻得以繼續豐富與推進，總體上呈現出一個不斷進步和完善的態勢。

胡安國繼承和發揮了程頤“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思想。胡安國認為“體”指本體，道、天理、仁心等皆為體；“用”指本體之作用和表現，包括宇宙生化、人生實踐、道德規范等內容。體用之間相依不離、圓融不二。依據體用之間的關系，胡安國構建了他的外王理論。在工夫論上，他主張窮理與察識工夫，要求先“明體”，也就是覺察本心天理，再“致用”即治國平天下，根據本心天理積極開展務實的經世活動。胡安國堅持以體為本，肯定用依體立、用不離體的觀點，強調務實、貴體重用的體用觀，為整個湖湘學派的體用論發展方向奠定基調。

湖湘學派

胡寅的體用觀既吸收了程頤與胡安國的基本思想，同時又有一定程度的推進。他以中道把握體用，注重體用之間的平衡與統一，強調體用的統一性以及二者的兼重并舉。他既肯定“體”的根本性地位，認為用以體為本，又強調“用”的重要性，主張體即在用之中，由用來體現。體和用是相互依存、內在一體的。這樣的體用觀體現在其道物說中，即道為體，物為用，道物一體不離。在心跡論中，心為體，跡為用，心跡一致無二。在身心觀中，心為體，身為用，身心相須相成。在本心論中，理為心之體，義為心之用，理義一體不二。這種體用之間平衡和統一的思想肯定了體對于用的決定性，而且認識到用對于體的實現也具有重要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推進了湖湘學派的體用思想。

胡宏提出“體用合一”論，以此彰顯體用之間的本源統一性，這也表現在他的天道論、心性論、工夫論等方面。在天道論中，胡宏認為，就道體的內在結構及其特征而言，陰為道之體，陽為道之用，二者相生相成。在心性論中，性為道之體，心為道之用，二者相互發明、相融為一，性是心的終極根源和超越根據，而心即性在人生的體現與落實。在工夫論中，道德心性為體，道德實踐為用，二者一體不離。人們既需要向內求索把握心中的道理，還需要通過道德實踐得以實現。在外王論中，內圣成德為體，外王經世為用，君主既要做到內修圣德，也要將內在之德發揮出來，這樣才能通過法制、經濟、教育等落實。胡宏的“體用合一”觀念比較注重體用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辯證統一性，強調由體及用，凸顯出“用”的重要性。

張栻提出“體用相須”的觀念，通過“理一分殊”之論來發明體用相須互濟的觀念。他不僅肯定用必須有體方成其為用，而且強調體亦必須有用方成其為體。張栻認為，在天道論中，太極為體，二氣五行萬物為用。在性氣論中，性為體，是一；氣為用，分為萬殊，萬殊之氣皆根源于一本之性，一本之性必顯現為萬殊之氣。在道器論上，形上之道為體，形下之器為用，道即在器之中，必須由器來表現、落實。在心性論中，仁義禮智之性為體，情為用。在工夫論上，居敬為體，省察為用，道德修養必須于體、用兩端兼用其力，既須施展存養、居敬工夫，以操存涵養本體。因此，張栻尤為注重體用之間相互依持、相互實現的互動關系，肯定用須以體為本的基礎上，又強調體須由用來實現，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湖湘學派的體用學說。

湖湘學派代表了湖南和湖北兩省獨特的文化和學術精神。它通過對湖湘地區的深入研究和創作，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多樣性，并為人們提供了一種重新認識和傳承傳統文化的思路。湖湘學派的影響不僅局限于文學領域，還對當代文化研究和傳統文化保護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它值得我們深入了解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