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逸圖》又名《竹林七賢圖》，作者是唐末書畫家孫位，《高逸圖》是孫位的唯一存世作品。畫作規格為縱45.2厘米，橫168.7厘米，絹本設色圖，現藏于上海博物館。卷首有宋徽宗趙佶題“孫位高逸圖”五字，畫作原題并非《高逸圖》，而是宋徽宗根據人物特性重新取名。亦有觀點指出，《高逸圖》構圖格式和人物形象與《竹林七賢圖》有很大的相似性，可能為《竹林七賢圖》的殘本。本畫描繪了竹林七賢中的四人形象，人物形象生動逼真，神態各異，但對于這四人具體身份現仍存有爭議。孫位承顧愷之之畫風，開五代畫法的先河，湯垕《畫鑒》中記載：“蜀中山水、人物，皆以孫位為師。”自孫位后，五代支仲元、宋代李公麟、石恪等人都畫過《七賢圖》，雖然這些作品已佚，就現有資料看，有些與《高逸圖》這個畫本有傳模的關系。 

《高逸圖》描繪了竹林七賢中的四人。畫面最右側士大夫盤坐在一個彩色織毯上，頭戴帢帽，上身未著衣，僅披掛一件淺紫衣袍，下身著白色褲子，雙手抱住右腿，倚靠在一紅色花紋隱囊上，神色閑適淡然。他的身旁有一鼎和帶有托盤的杯具，身旁的童子呈直立狀，雙手捧一器物于胸前，該器物造型獨特，難以辨識。

高逸圖

右起第二個士大夫衣衫齊整，身著半透明紗袍，頭戴束發冠，手持如意，赤足，倚坐在方形花毯上。面前擺著還未展開的一卷書，兩旁置小銅鐘各一枚，還有一件帶蓋的銅熏爐，小銅鐘的用處不明。身后站一童子，頭扎雙髻，手持書卷。右起第三個士大夫刻亦著半透明紗袍，頭戴帢帽，赤足；他手持方斗，側旁童子跪呈雙耳罐，他轉過臉來，目光落在該罐上；毯前列有銅鼎和銅盤，鼎中有一勺，銅盤里有三盞高杯。

右起最后一個士大夫手持芭蕉扇，衣著不整，袒胸，身披衣袍，斜靠隱囊，目光似遠眺，面前兩只高足盤中，盛李子六枚，身后的童子呈彎腰俯首狀，雙手持托盤，上有方斗。畫作中間或點綴有松石草木，將四個獨立的人物連為一體。

本畫上存有多個印章，畫幅及前后裝裱絹素上鈐有“雙龍”“御書”“政和”“宣和”“睿思東閣”等印，說明此畫曾為宋皇室藏品。

另有明代司馬垔的題跋、清代梁清標的收藏印。畫中其余兩方印章過于模糊，無法推斷具體內容，一方只能看出“隴西”二字，另一方僅能認出“海”字。

唐朝末年，國力衰弱，戰亂頻仍，帝王遷都、官臣奔避，士人飄離失所。對于唐末文人來說，及第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即使考中功名，還需要經過漫長的守選。即使有幸踏入仕途，唐末朝綱不振，奸惡當道，廣大士人不僅在仕宦中無法實現其濟世抱負，還常有性命危險。政治上的動亂、及第困難、仕途無望等種種原因導致了士人入世救濟天下的道路屢屢失意，而遁入山林，逃避現實以修身養性則成了他們失意時的重要歸宿。這也是唐末山水畫、隱逸詩盛行的重要原因。社會政治經濟往往影響著藝術的內容形式，當晚唐貴族驕奢淫逸的享樂世界隨著朝政的沒落而崩塌，人們迷茫的精神也開始在魏晉名士上尋找依托。因此，這一時期出現了《高逸圖》《巖亭》《十六羅漢圖》等具有鮮明魏晉審美風向的繪畫作品。

公元880年12月初，黃巢農民起義漸逼長安，唐僖宗落荒而逃，帶了他喜愛的御用畫家孫位。孫位隨皇帝逃向四川，終日抑郁不得志，借酒消愁。一日，路經一片竹林，突然聯想起“竹林七賢”，他也想如竹林七賢一般脫離世俗煩擾。回家后，孫位勾畫出山濤的形象，后為了能夠表現出七賢鮮明個性的形象，孫位專門閱讀了有關七賢的書籍，終于刻畫出栩栩如生、形態各異的人物。

構圖

《高逸圖》與《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的構圖、人物布局、環境刻畫上非常類似。此畫采用了分組分段、單列平式的構圖，四位高士分別坐在毯子之上，身旁各有童子侍奉，四人分別成為畫面的中心點，保持了畫作整體的平衡感。人物之外的山石林木、器物等，不僅暗含了高士身份玄機，也串聯起了整幅畫作，將四個看似獨立的人物匯集在一個畫面之中。樹石與人物相間隔，突出每個士大夫的形象的同時又把各個人物的動作情態統一在一個環境之中。畫面留白得當，既不顯擁擠也不覺空洞，表現出孫位高超的構圖技巧。

設色

孫位繼承了唐代人物畫設色技法，敷彩之外，外加明暗渲染，以烘托物像的立體效果。清薄的色彩，運用白色由深至淺漸次暈染，透出肌膚肉色，表現絲織品柔軟透明的特殊質感。本畫設色鮮艷而不失典雅，山石部分已經開始使用渲染和皴染手法，這種渲染手法主要用于表現石塊陰陽面，豐富畫作層次；而皴染手法則可以清晰地表現出山石、樹木的脈絡紋理，使景物更加生動逼真。

線條

《高逸圖》線條圓潤流暢，此畫人物面目衣紋無纖媚之態，氣味古樸，線描如春蠶吐絲，屬于游絲描體系。人物衣紋線條以鐵線描為主，雜用蘭葉描，圓勁有力，服飾著白色時，留有深淺變化，顯出貼身之處，富有質感。整體來看，畫作多用細緊柔勁的線條勾勒形狀，細勁凝練，調暢自如，頗有顧愷之“勁緊連綿如吐絲”的行云流水的線條風格。同時，孫位非常注重人物眼神的傳神性表達，傳承了顧愷之“傳神阿堵”的手法。

《高逸圖》最早見于《宣和畫譜》，在十二世紀時，曾被宋徽宗收入宣和內府，此后長期不為人所關注；根據明弘治二年（1489年）的題跋，得出該畫當時藏于南京；清初，被梁清標所收藏，后為乾隆帝占有，藏于養心殿并錄著于《石渠寶笈》；1922年，被溥儀帶出清宮，此后流散在東北地區，直到解放后，才由上海博物館收藏。

孫位的《高逸圖》極為珍貴，已于2012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文物局列為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國內展出機會也極少。2002年11月30日，為慶祝上海博物館五十周年館慶，《高逸圖》在由故宮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聯合舉辦的“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上亮相。2019年10月7日，遼寧省博物館在“又見大唐”特展上展出了《高逸圖》摹本。